孙祁祥

演讲主题:创新人才的培养需要什么?  



  由清华大学、东润公益基金会主办的东润创新与未来教育论坛于2016年12月18日在北京举行,此次论坛的主题是“科学创新改变未来”。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孙祁祥出席并发表主旨演讲。

  

  她表示,科学是“美”并“寂寞”的;科学家应当是“专注”并“寂寞”的,但一个社会的政府、公众和媒体对科学和科学家不应当是“冷漠”并“寂寞”的。

  

  创新人才的培养需要有能让青少年放飞翅膀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需要有能让科研工作者潜心专研、发挥专长,有被尊重感的社会环境和体制保障。有了一大批创新人才,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就有了根本的保证。

  

  以下为孙祁祥教授主旨演讲实录:

  

  谢谢主持人的介绍,也感谢东润公益基金会的邀请,今天能来到清华大学参加这个活动。我当初之所以欣然接受孔东梅女士的邀请,是因为我很认同基金会的宗旨,那就是培养青少年。我很钦佩孔东梅女士的家国情怀、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也很愿意跟基金会一块为青少年的培养贡献自己微薄的力量。

  

  今天论坛的主题是创新与未来教育。作为一名高等教育工作者,我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来说,我们所培养的对象--青年,其特质早在孩提时代和少年时代就已经被塑造了。而少年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作用早在梁启超先生那里已经有了一个精辟的阐释:“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而如何培养青少年,如何让青少年做到智、富、强;则是我们这个社会,我们每个家庭,特别是教育工作者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我想大家应当都认同这样的观点,即创新型人才需要具备好奇、专注、质疑、创造等素质。青少年,特别是孩子们天生是具有好奇心和想象力的。爱因斯坦曾说过“想象力是比知识更重要的东西。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则拥抱整个世界”。青少年无疑应当放飞自己的翅膀,但如果没有放飞翅膀的天空行吗?没有激发、保护孩子好奇心和想象力的家庭教育行吗?没有发现和培养孩子兴趣的中小学教育行吗? 没有一种鼓励、赞赏学生去质疑、去批判、去传承的高等教育行吗?不行的。

  

  但让人感到颇有些遗憾的是,我们目前的家庭教育、中小学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扼杀了这种好奇心和想象力。我们的一些父母将自己的理想强加给孩子,将自己的梦想强加给孩子,将自己的选择强加给孩子。这些年来,我听到了太多的学生跟我说,选择某个专业是父母“逼”的,选择某份工作是父母的意见。前些日子,我在院长接待日接待了一位学生,她向我倾诉说“我们在中学里有强烈的目标导向,那就是考上大学,并且是考上像北大这样的好大学。而一旦考上了,我们就不知道下一个目标是什么了,我们感觉很迷惘”。我今天在清华这样说一定会被拍砖的,但你要知道,这是北大学生跟我说这样说的。如果是清华的学生,他们一定会跟钱颖一院长说:“钱老师,我们在高中的目标就是一定要考上大学,特别是考上像清华这样的好大学。”我这个学生非常优秀,在校三年期间她在哈佛做了一年交换,在国际上许多著名公司和机构做过实习,但她对我说“她实际上并不大清楚她未来想干什么”。

  

  刚才杨乐先生提到“空心人”的那份问卷调查,我在前几天也恰好看到过这个报道,据说是北大一个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的专家做的,看样子传播还挺广的。这份调查显示,北大一年级的新生,包括本科生和研究生,有30%左右的学生厌恶学习,或者认为学习没有意义。还有40%的学生认为人生没有意义。认为现在活着只是按照别人的逻辑这样活下去而已,其中最极端的就是放弃自己。我当时看到这个报道的时候很吃惊,觉得不可能吧。所以我打电话询问我们学院主管学生工作的老师,知不知道这个调查。他说知道,但他说有一些心理学的同行不太认可,认为问卷的设计有些不太严谨,有的学生也反映,一些指标的设计有些偏负面,所以总体结果就有些偏负面。但不管怎么说,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从家庭教育到小学教育,从中学教育再到大学教育,我们的学生得到了太多的“被爱”,“被关注”,“被选择”,因此,别说创新,有些学生连日常的生活、工作都缺乏选择的定力、选择的智慧和选择的勇气。

  

  以我比较熟悉的北大为例。大概十年前,学校办了一个北大—耶鲁班,我们院有一个海归老师是授课老师之一。教了一个学期以后,他在我们院的教师经验交流会上分享他的感受。他说从他的观察来看,北大学生与耶鲁学生相比,至少有三个不足:第一,学习主动性不强。耶鲁学生学习的主动性非常强,问问题、回答问题,对老师布置的各种参考文献都是很认真地进行阅读;而北大的学生这些方面相对就比较差,2,创新批判精神不强,不善于或不敢于对一些现存的理论和观点提出不同的看法,而是全盘接受;3,对现实了解不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不强。而实际上在中国,很多外校的学生,还有很多老师以及到北大来进修的学习的学生会说,北大的学生太厉害了。

  

  为什么会是这样?从我近30年的从教经历来看,这些问题反映在学生身上,但根子却在老师、在我们的教育体制、从更深层次的角度来说,在我们的文化上。为什么说在老师身上?因为我们仍有许多老师习惯于照本宣科,单纯地进行知识“传授”而不注重启发式教学;为什么在我们的教育体制上,因为我们的学生从小学到大学受到的教育就是要听老师的。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他们总被灌输的是:“听家长的话,听老师的话。听话就是好孩子,不听话、叛逆就是坏孩子”,缺乏引导和包容。这种思维和教育方式在培养创新人才方面肯定会有一些问题。为什么说在我们的文化上?中国的传统文化讲“长幼有序”,讲“尊师”、“尊老”,这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我们必须发扬光大。但从另一方面来说,特别是从教育这个层面来说,它又在某种程度上抑止了学生的怀疑、批判精神。挑战老师、挑战权威可能会被认为“不恭”或“不敬”。在美国的课堂上,学生提问非常积极踊跃,如果老师不知道答案,他就可能说“I don’t know ”,“I am not sure”。很自然,好像也不会感觉有多尴尬。但在中国学生眼里,老师应当是万能的,应当什么都知道,我是学生,你是老师,这个都不知道你怎么当老师呀?在这样的环境下,许多老师不太敢鼓励学生问问题。

  

  由此可见,我们的确需要在教育理念和培养方式上进行重要的改革。大学除了需要根据社会的变化而“与时俱进”、更新知识体系、培养学生的生存能力和发展能力以外,还应向受教育者提供根植于高等教育本质的许多“亘古不变”的东西,包括智商、情商、灵商、修为的培养,特别是创新意识和批判精神的植入。我非常赞同美国斯坦福大学前校长卡斯佩说的话:“大学的主要任务是对基本假设和惯例提出质疑和挑战”。除了教学理念、教学内容与方式以外,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也是非常重要的。较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各高校都在讨论尽快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在我看来,像哈佛、耶鲁、牛津、剑桥等之所以成为公认的世界一流大学,固然有许多原因,但最重要的是它们在其发展过程中,充分尊重和遵循教育自身的发展规律。如果我们的高等教育少一些“一刀切”式的评估,多一些“多元化”的发展;少一些行政干预,多一些学术自由;少一些“急功近利”,多一些“从长计议”;如果我们的高等教育既有系统知识体系的传授,更有创新能力的培养;既有学术的传承,更有新的突破;既有对探索的宽容,更有对真理的敬畏,那么,我们国家的高等教育一定会有一个更好的发展,由此对创新人才的培养起到重要的作用。

  

  最后,我想就科学---当然这个科学是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内的,以及科学家谈一点认知。我认为科学是“美”并“寂寞”的;科学家应当是“专注”并“寂寞”的,但一个社会的政府、公众和媒体对科学和科学家不应当是“冷漠”并“寂寞”的。工作不分贵贱,但工作绝对有价值高低之分。改革开放之初,我们的国家存在严重的脑体倒挂,社会上广泛流传的“搞导弹的不如卖茶鸡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剃头刀的”的说法真实地反映了这种现实。现在这种情况应当说有了很大的改观,但还不够。我们的政府应当进一步为科研工作者提供更好的条件—包括生活方面和工作方面的;我们的社会应当给予科学家更多的礼遇和尊重。

  

  总而言之, 我认为创新人才的培养需要有能让青少年放飞翅膀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需要有能让科研工作者潜心专研、发挥专长,有被尊重感的社会环境和体制保障。有了一大批创新人才,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就有了根本的保证。

  

  再次感谢东润公益基金会给我这样一个机会,来到清华大学跟大家分享我对创新人才培养这个问题的一些粗浅的思考,谢谢大家。

  

  个人简介

  

  孙祁祥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199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兼任北京大学中国保险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保险学会副会长、东润公益基金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