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凭什么成为罗德学者 世界最牛奖学金背后还有哪些故事
很多媒体喜欢用奖学金的份量来衬托“罗德学者”的成功——“本科生的诺贝尔奖”、每年申请者超过1.2万人而录取率仅有0.7%的“全球最难申请奖学金”、诞生过40多位国家领导人和10多位诺贝尔奖得主的国际性奖学金项目……
但获得了这一称号，又有哪些现实意义呢？
看尽了罗德学者的优秀、自信和执着，你知道他们曾经历过哪些困惑和挫折吗？
罗德奖学金设立于牛津大学，1902年依照英国矿产业大亨西塞尔·罗德的遗嘱而设立，至今已有113年历史，是全球首个大规模的国际性奖学金项目。2015年，这个奖学金首次对中国内地学生开放。
2015年12月6日下午，4名中国学生——毕业于浙江大学的张淳映、毕业于复旦大学的巩辰卓、北京大学的张婉愉、清华大学的任娜瑛，都接到了罗德基金会的电话，他们是中国内地第一批罗德学者。
毫无疑问，他们一定很优秀。
张淳映——做时代的记录者
毕业于浙江大学，拥有经济学与英文双学位的张淳映，是本次获得罗德奖学金的其中一员。她在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系攻读硕士学位。
张淳映漂亮的履历，足以让她去竞争这个最难获得的奖学金。
她是浙江大学竺可桢学院辩论队的队长，也是晨兴文化中国年度论坛的秘书长，成功组织了2012、2013年的长达三天的年会，开展有关于社会创新和青年领导力等话题的讨论。
到牛津后，她将攻读循证社会干预和政策评估专业的博士学位，培养更严谨的分析能力。还梦想成立一个中国的媒体平台，追踪报道并评估公共政策。
上大学前，张淳映曾问她的父亲，“爸爸，大学是什么样的？”父亲是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大学生，16岁上大学，20岁大学毕业。他给女儿的回答是，“大学就是关于理想青春未来与爱情。”然而，张淳映的大学生涯绝非一帆风顺。由于不适应新的生活，她甚至在刚刚踏入大学校门之初就萌生过退学念头，为此还策划运作了一个调研项目，采访对象是一群从知名大学退学的人。大二时，张淳映瞒着爸妈去语言培训机构兼职赚申请费、考SAT、交申请材料。
事情的转机发生在2011年的5月，张淳映加入了浙大的“晨兴文化中国人才计划”，一个被她称之为“改变了我大学的地方”。在“文化中国”，她结识了一群有理想的人。“在这里有那么一些人，想的比自己要远那么一点，想的比自己的得失要多那么一点，所以我有一种找到家的感觉。” 。在这些经历中她意识到，自己的长处在于有“天生的同理心”，从事媒体工作的想法就此生根。
所以，哪怕当时已经拿到了几个名校的录取通知，张淳映还是选择留在了浙大，直到后来硕士申请到哥伦比亚大学读新闻。
张婉愉——充满人文关怀的法律志愿者
在国内基础学科就业不乐观的局势下，很多人都违背初心读研、读博只为一纸文凭和符号，成为职场的敲门砖；想方设法地提前毕业，赶紧步入职场工作赚钱。而张婉愉告诉我们的答案是：“我从北大本科毕业后，想去牛津贝利奥尔学院攻读政治、经济、哲学——第二个本科学位。”
北大法学院的强世功老师的一席话给了她很大的启示：为什么不在年轻时过一点不同的生活，去认真读一些不同的书、尤其是理论经典呢？你怎么会知道，所谓的“不务正业”不会给你带来意外惊喜，让你发现人生新的可能和道路呢？
除了学习，张婉愉一口气列举了一堆她要做的事：“学生会，法律援助，国际学生交流协会，模拟法庭比赛等。” 暑假，她和其他两位大学生一起在中国政法大学梁柏能老师和成都德帮公益机构共同组织的“乡土，青年，人生”夏令营中当志愿者。夏令营里的孩子们都来自四川偏远山区，聪明可爱，但不幸的是父亲都在外出务工的过程中患上了尘肺病。
“我觉得梁老师的回答也给了我自己很多动力。”婉愉回忆起这段经历，仍然感触颇深。
任娜瑛——人和人的差异应得到尊重
今年9月，清华大学英语语言与文学专业的学生任娜瑛应罗德奖学金之邀，前往牛津大学攻读女性学硕士。她立志帮助发展中国性别研究的理论基础。她的研究领域十分特别：LGBT。
所谓LGBT，是女同性恋者（Lesbians）、男同性恋者（Gays）、双性恋者（Bisexuals）与跨性别者（Transgender）的英文首字母缩略字，中文简称：性少数、非异性恋者。
任娜瑛在初中阶段萌生了很“中二”的社会责任感，高中时渴望接触批判性思维、完善思考能力。大学期间，任娜瑛不仅在北京同志中心（Beijing LGBT Center）担任志愿者，还与另外两位理念一致的同学共同创立了中国青年同伴网络（China LGBT+ Youth Network），带领团队专注于性别教育和学术研究。
她的社会理想是希望这个世界能够更加包容，所有人都能意识到性别研究的重要性。在任娜瑛看来， 整个社会是在进步和发展的，性别问题的走向是积极正面的。她希望LGBT社团能走进中国更多高校。
她希望在性别研究的学术道路上继续走下去，到牛津大学攻读硕士乃至博士，希望能掌握性别研究的方法，学习其他国家的理论成果，为中国的性别研究和性别平权做出自己的贡献。
“无论在什么时候都要思考自己人生的意义，在这个世界上要以什么样的途径去完成什么样的事情，为了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而去付出努力，每个人的人生都会有自己的亮点。”这是任娜瑛对学弟学妹们的寄语。而她的这份推动性别平权的愿望在申请罗德奖学金的过程中得到了评审委员会的关注。
巩辰卓——把世界装入行囊
巩辰卓的履历金光闪闪，2015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国际政治专业，绩点3.82，本科4年，去过六大洲各大学和公司国际交换实习，目前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传播与信息团队培训生，在此之前，还去过海南和四川。他是支教达人，大学四年七个假期，五个假期在中国偏远地区的农村支教，其中三次在海南博学村。超过三分之一的大学生涯还在海外学习，大学横扫了十二万人民币奖学金：大一全额奖学金在芬兰交流一年，之后又通过美国华盛顿中心的“保德信全球公民项目”在CCTV北美中心进行15周的实习。
这位“大写的学霸”未来的目标是希望创立一个非营利组织来帮助农村学生和中国其他弱势群体。他说，“我认为我的标签应该是‘国际视野’、‘全面的背景’和‘教育’。其中教育资源的不公平引发了我的深思, 并成为我未来的择业方向。”
他差点因身在坦桑尼亚而错失罗德评选，但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为他的入选增加了砝码。去年9月，他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传播与信息团队的培训生，开始在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进行为期10个月的实习。这是他第二次来到坦桑尼亚，在初步适应当地生活之后，距离罗德奖学申请的截止日期仅剩两周。两周内巩辰卓准备个人陈述，前前后后改了10个版本，他要告诉评委自己的特点，也要让他们知道自己的人生目标。“所有罗德学者都是有行动有能力的理想主义者，跟他们在一起也会有动力有斗志。”他认为，获选为罗德学者让他更容易在这个群体中找到志同道合的伙伴。
不仅是他们4位，此次入围第三轮面试的16位候选人的经历竟是如此相似：海外交流或交换生经历、关注弱势群体的社会活动、志愿者项目、丰富的实习经历、辩论比赛、体育特长……
这些经历正契合罗德奖学金的公开评定标准：学术表现、个人特质、领导能力、仁爱理念、勇敢精神和体能运动。
在与记者谈到这个问题时，张淳映指出，以罗德奖学金为典型代表的教育方式确实已经形成一套标准化的选拔标准，越来越多的中国学校开始鼓励素质教育、课外活动、海外交流、志愿者活动。
但素质教育培养机制也是一项大工程，同时，对于面临高考压力的学生来说，要投入到这些活动中来，时间精力有限，可选择的余地也有限。
张淳映认为，这正是为什么不少中国学生在进入大学、开始有课外活动的机会时盲目跟风的原因，“因为他想完成一件事情，而不是做好一件事情。”
媒体宣传和公众视野聚焦于这些年轻人的优秀，但他们的心路历程和对社会的思考远比“优秀”更重要。
“罗德学者”不仅是“优秀”的标签，也是全新的开始，4位学生也因此有了新的目标。
张淳映想要在牛津读社会学、社会人类学或其他社科博士项目。她希望自己能够在未来一段时间里扎根在一个领域探讨一个话题，用自己读的书、学到的理论、拥有的技巧和能力去彻底搞明白一个社会问题。
“既然享受了更稀少的资源，那我肯定要做更多的事情。我经常有种人品守恒的感觉，你拿得太多，不给出去，总会有点坏事发生。我享受了很多资源，我就要付出一个价格。但这个价格是多少是什么，我还不知道，我会尽力去做。”
由于害怕自己一直都生活在一个美好的泡泡里，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或“优秀的绵羊”，张婉愉通过法律支援服务提醒自己为什么而学习、为了谁而努力。她希望在牛津攻读政治经济哲学专业，用不同学科的思考弥补法律视角的局限性。
在罗德奖学金终面环节，10位遴选委员轮番对清华英语语言与文学专业学生任娜瑛提出许多尖锐问题，这让她感到很兴奋：“我感觉自己不像在面试，而是在讨论具体方案的可行性。他们提出的每个问题都切中要害，也是我在研究过程中曾反复思考过的。”
任娜瑛为自己规划的研究方向就是中国社会环境下的性别研究与平权推动。由于这一学科跨人文、社科、理工的交叉性，她预备在未来拜访更多罗德学者交流专业知识，建立适用于中国社会的理论体系，并将研究和服务方向延伸到偏远地区和底层社会。
巩辰卓说他的短期目标是在牛津学习有关互联网、教育、以及商业管理的课程。而对于未来的方向，他希望能创立一个非赢利组织来帮助农村学生和中国其他弱势群体，因此他需要补充资金运作、机构管理的相关技能，包括懂得如何通过宣传提高NGO的社会影响力。
“比一个人改变世界更难的，是不被世界所改变。”他说。
在谈到罗德奖学金首次进入中国的意义时，罗德基金会中国理事长汤玫捷对记者说：“以前罗德奖学金每年会在全球选出84位（罗德）学者，今年是88位。那些获奖者在后来的成长路上，他们中一定有些人会成为很成功的政治家、很成功的科学家、很成功的商人。如此重要的一批年轻人，他们不能够在学生时代不了解中国。所以我们要强势地把中国元素、中国声音带给他们。”
而对中国学生而言，罗德奖学金也意味着一种与主流成功学不一样的评判体系。
“没错，创业公司上市，创造巨大财富是一种成功；在中国教育体系脱颖而出，被哈佛耶鲁录取，也是一种成功，这是学霸级的成功。可是那些坚持理想、想要帮助别人、想要去fight the world’s fight (为世界奋斗)、想要拿诺贝尔奖、想要发明哈勃望远镜或者青霉素的，或者以后想要做政治家，想要改变社会的，这样一些声音，可能也需要一个价值判断的体系来承载，这样一些有责任感的年轻人，需要我们为他们鼓掌。”汤玫捷说。
本文综合：钱江晚报、澎湃新闻网、外交教育、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