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清华大学、东润公益基金会主办的东润创新与未来教育论坛于2016年12月18日在北京举行，此次论坛的主题是“科学创新改变未来”。泰康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泰康之家首席执行官刘挺军出席主题对话环节。
他指出，老龄化带来的问题，第一个是护理的成本非常高的，第二个是医疗成本也非常高。面对的问题，有三个部分的解决方案。
一个部分是科学和理性的部分，这个部分就是生命科学家研究把这个问题解决。第二部分是经验性的部分，大家都知道，因为我们没进入医疗之前，我一直单纯的认为医学就是纯粹的科学，后来发现医学跟保险有点一样，有科学的部分，循证医学都是一样，通过大数据判断症状。第三个部分是社会性的问题，其实人除了不生病之外，其他更重要的人文关怀和社会交往一系列需求，这些可能需要通过保险支付体系的安排，通过我们所创造出来的跟全新的人文关怀的社区，还有医疗的综合解决方案。
另外，他还表示，随着生命科技的发展，人工智能的发展，传统的医疗模式，传统的很多养老模式将会面临最大的一些变革的挑战和机会，传统医生最大的特点是解决不确定性问题，用他几十年积累面对复杂的病症。过去诊断不确定，现在可以用机器做，保险行业是需要为新的技术做一些提前的应对和准备的。
以下为"生命科学"主题对话文字实录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推进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尤其生命科学领域的进展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生命科学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最为活跃的科学领域之一。
王晓东：我先介绍一下，董欣年教授是植物研究领域里面非常有成就的科学家。刚才各位同学也讲到，疾病、大脑的认知，整个工业革命、农业革命、信息革命。我们做生命科学研究不光是研究人、动物、微生物，这是一个非常广泛的研究领域。董教授旁边是袁钧瑛教授，她是哈佛大学医学院细胞生物学系终身教授，袁教授是我们这个领域里面研究细胞死亡的先驱。袁教授是复旦大学本科，那么应该是1982年从复旦毕业去美国，在美国MIT学的博士和博士后，也是顶尖千人计划的入选者。
刘挺军：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来自泰康保险集团，负责我们医疗和养老业务，今天非常荣幸跟顶尖科学家们坐在一起探讨问题。实际上我们是用中国支付体系和医院养老，把生命科技的先进技术运用到人们日常生活中去。
高速发展中的生物学
王晓东：大家上午也听了沈志勋教授的讲演，讲光电、感知。但如果你听我们生物学人讲，很少有人需要引述到上个世纪初，上个世纪初的生物学对我们来讲已经是很远了，因为生物学在所有科学里面发展最快，活动最多，无论是投资或是科学家的数量。我个人认为目前困扰很多人类社会的问题，都在被迫切的寻求着答案。我讲几个例子，现在学生物学的人都知道，在过去的几年，有一些非常大的发展，比如神经生物学对人脑的认知，机器学习模拟人脑，甚至做出比人脑更加复杂的工作。但是我们对于人脑到底知道多少？其实知道的非常非常少。包括鼠脑、苍蝇脑等等都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很多。做工程有一个很简单的原理，就是一定要精确，各个元件必须得精确。我们生物体各种的百花齐放，但是各种各样的花它的生命根本都不一样，都是以大分子双螺旋碱基序列排列为信息载体的。在我们整个地球上，都是由这部分生命所承载的，包括我们现在在这儿坐着，谈论各种深奥问题，不管是哲学的，还是艺术，还是科学的，其实都是由生命来体现的。那么为什么这么简单的一个原则能有这么复杂的表现形式？就好比建一个机器，整个的原则都还不了解。所以我们说最近神经科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就是光遗传学，把光纤插上到某一个部位，然后通过给一束光，能够了解这个部位，它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神经元有什么样的反应？这个技术是现在的一个突破，第一次让我们能够精细的去探索脑的功能，我们也发现其实很多东西我们都不知道。
另一个我们大家都在谈论的，也是最近几年有了突破性进展，而且突破性进展是由两位女性科学家所做出来的，那就是基因编辑。基因编辑什么意思呢？就是利用了一个细菌抗噬菌体的这样一个天然的系统，一旦把它放在人的细胞里面，以及各种各样的生物细胞里面，包括植物细胞里面，我们就可以随意的修改生命的信息。这在以前是完全不能想象的，这为我们带来的生命科学的进展，为我们人类社会所带来的影响，我觉得也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最后提一个，这个也是跟袁教授研究的领域有关系，那就是我们现在因为这些科学的发展，可以面对甚至研究我们以前完全不知道的事物，比如说神经性病变，我们都知道我们人类面临很多问题，其中雾霾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雾霾的问题在我看来，五年之内肯定解决了，因为这不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但是，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可能是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因为计划生育国策的实行，到2050年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可能会达到人类历史上所从来没有过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面临很多层问题，我们目前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的就是神经性病变疾病，包括老年痴呆，包括帕金森等各种各样的问题。
说到人口老龄化，我们是不是能够解决？其实很多社会上的问题，不是说我们理性有解决方案就能解决，其实社会上还有很多复杂的问题。在座的诸位，比如您（刘挺军）作为保险业的代表，对于社会中的一些问题，可能在结构上、在很多社会层面上能够提供科学领域不能提供的一个方案。
袁钧瑛：中国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非常严重的问题，国家为了改善这个情况，开放了二孩政策。这个二孩政策从长远来讲可以解决人口组成问题，但是不能解决大批老龄人口绝对存在的这个问题。现在知道的65岁后的人群当中，平均每三个人当中就会有一个得老年痴呆症，这对我们每个家庭，每个人都是非常严峻的考验，这是一个对社会对国家发展都非常严峻的问题。
美国其实已经领先知道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美国国会去年批了一个文件，就是在未来的十年当中要拨多少多少亿美元来研究解决老年痴呆症，因为这是一个阻碍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这个目标是非常大的。我觉得如果达到10%的话是非常了不起的。但是要解决这个人类疾病治疗的问题，最关键的瓶颈问题是我们对很多最基本的原理都不了解，所以我们要解决这些疾病的问题，老龄化的问题等社会问题，要靠在座的年轻人，要靠你们的努力，来研究这些最最基本的问题。我希望你们能够看到生物研究的远大目标，光靠我们这代人是不可能解决的。
我希望在座的同学们能够对这个问题感兴趣，因为老龄化不光是关系到你们，不光是关系到我们个人家庭，个人生活，而是一个关系到整个社会、整个世界、整个国家发展的问题。
刘挺军：说到老龄化，中国现在是两亿两千万老年人，每年增加将近一千万，增加速度非常快，高峰时会达到四个亿。老龄化带来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护理的成本是非常高的，第二个医疗成本也非常高。所以整个经济社会，要用美国GDP的17%来应对，中国现在是5.6%，欧洲国家都在12%左右。
我个人理解，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实际上有三个部分的解决方案：一个部分是科学的问题，就是生命科学家通过科学研究把机理解决，找到药物，找到治疗的方法，这些技术不断的发展，我们的解决方案会越来越多。第二部分是经验性的部分，就是刚才在讨论人工智能的时候提到的。没进入医疗行业之前，我一直单纯的认为医学就是纯粹的科学，后来发现医学跟我们保险有点一样，有他科学的部分，循证医学跟保险上的概率论是一回事，基本上通过经验的统计判断症状和治疗方案之间的关系。第三个部分实际上是社会性的问题，人除了不生病之外，其他更重要的人文关怀和社会交往的一系列精神需求，这些可能需要通过比如我们的保险支付体系的安排，通过我们所创造出来的人文关怀的养老社区，还有医疗的综合解决方案。
随着生命科技的发展、人工智能的发展，传统的医疗模式、传统的很多养老模式将会面临巨大的变革性的挑战与机会。传统医生他最大的特点是解决不确定性问题，用他几十年积累的经验。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现实中已经用了，比如读片子，机器读的确实比人读得准确率要高。过去诊断不确定的领域，现在可以用基因检测来做，我们这个行业是需要为新的技术的到来做一些提前的应对和准备。我相信未来的话，医生会越来越像科学家。原来交给医生做的事情可以用机器做，由护士，医生助理去做，这个产业会有很大的发展变化，这是我个人一点看法。
学习是人生的一段长跑
董欣年：我今天上午已经讲过了，现在就不讲我专业方面的东西，有同学要问专业问题我再给你们讲。因为我在大学里一直在教本科生的课，所以我想谈谈教育方面的事情。我也没有仔细地系统地考虑这些方面，我只想对下面的同学说一些我的希望。
我在大学里教微生物学时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学生学习特别的专一。我经常会跟学生讲我很希望跟他们交朋友，邀请他们到我的办公室来聊天。过去会有成队成队的学生到我的办公室来，我们天南海北地聊，尤其和微生物方面有关的事情。可现在的学生你邀请他来，他也基本上不来，花了很多的时间在计算机上面，但对自然世界关心得越来越少。头总是低着，不愿抬头看看外面的世界，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让人担心的事。
今天得东润丘奖的同学里有的对生物感兴趣，有的对数学有兴趣，对我个人来说，自然世界是最有意思的。刚才晓东也讲了，我们对自然世界的认识还非常有限。比如植物发育不光是取决于基因，一棵松树，在土里可以长成参天大树，但是你要把它种在一个小盆里它就变成了一个矮小的盆景。虽然它是由同样的基因组成，但是它在不同的环境下，有不同的性状。生物界有非常多有意思的东西，所以大家不要总是低头看手机，要把头抬起来，看看周围的世界。
我发现很多学生到了大学后就已经开始厌倦学习，学得很累。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悲伤的事情，因为我们很多中国学生的父母有一个信念就是我不能让我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个话我觉得非常值得讨论。如果人生是一个短跑的话，你可能不应该输在起跑线上，可如果人生是一个长跑的话，你的孩子还真要输在起跑线上，才能够坚持到最后。
对我个人来讲，我上大学之前基本上没有怎么学习，文革期间学校关门了，在学校里也主要是做出黑板报这样的事代替了学习。到了大学以后，特别地渴望知识。现在我们的孩子在幼儿园就开始学习，有虎妈管着。周末的时候，父母亲都忙得不得了，开车把孩子从一个地方送到另外一个地方，先弹钢琴，然后画画， 再游泳，接下来踢足球，时间都安排得特别满。今天上午他们问我对东润丘奖有什么想法，我差点说出来，可以考虑发玩的奖，你玩得越开心，越给你奖励。作为一个孩子来讲，玩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通过玩得到的信息，是原始性的。让你自己去吸收，让你自己去消化。但是你在网上看到的东西，在书本上学习到的东西都是已经被消化过的。所以光用书本的教育方式，不是一个培养创造力的方式。我在美国科学院院士大会上聆听了一位心理学教授的讲演，她说可以把人分成两类：一类是Learner，另一类是Nonlearner，你是哪类人和你的学位没有直接的关系。今天早晨钱颖一教授也讲到，我们的学生学上得越多，好奇心就越低，这是一个非常悲伤的事情。作为一个学者，一生都应在追求新的知识。要能够对外界保持这种好奇心，就要观察，就要看世界，关心周围的人、周围的事、和周围的环境。
最后我想说一下对成功有什么经验。我接触过很多大科学家，也有过很好的老师。我总结起来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非常的勤，不光是身体勤，而且脑子也特别勤。儿时我有幸认识了著名语言学家丁声树先生，他是现代汉语词典的主编者。他只有一个外孙女，他给外孙女起的名字就是一个字“勤”。我当时还想，老先生知道这么多的汉字，为什么最后只给她一个“勤”字？这么多年过来，我才真正明白。今天我希望把这个“勤”字送给大家，如你想把任何事情做好，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要勤，不光要去做，脑子也要勤。
袁钧瑛：讲教育问题，有人问我，中国教育和美国教育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其实一个最大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美国是正面教育，比如说小学、中学、大学里面，学生不管做了什么，老师都说：“You are great”——“你是我见到的最棒的学生”。比如，小孩有的时候做功课做的不好，但是老师还是表扬的一塌糊涂，我觉得结果就是让每个人都自我感觉特别好。在中国教育里面，批评与自我批评太多了一点，我觉得对学生来说，是一个负面影响，让他觉得自己不行。其实学生成长的路最主要的一点是鼓励，他觉得你支持他了，不管他做什么事情你都支持他，让他高兴，不管做什么样的工作，喜欢做什么样的事情，让他感到支持，感到温暖，这样的话不管他做什么事情，他都会觉得有努力的必要，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刚才讲到学生读书的问题，现在看计算机、看手机的太多了。我的女儿刚从哈佛大学毕业，她读书的整个过程，我参与的很少，基本上就是在边上讲“你太棒了”。她在哈佛读书的时候，我看她最花功夫的就是参加了漫画社，她整天泡在漫画社里面。虽然功课也是蛮多的，然后结识了很多朋友，让她觉得大学生活非常丰富，有各种各样的有趣的事情。这样的话她真的做起功课来，非常努力，有时候通宵做也有。但是绝大部分时间还是花在业余她喜欢做的事情上，不一定为了应付考试而做这些事情，我觉得我们的教育应该注重培养学生的兴趣，而不是死记硬背。
我们都是文化大革命当中长大的孩子，说老实话，十年动乱其实我觉得给我们最大的好处就是我们玩了很多，读书读的很少。但是我们有很强的求知欲，1977年我们考入大学以后，好不容易得到一个学习的机会，拼命的学习。文革让我们家庭受到很多折磨，但是对我们当时都是小孩，长远来讲是没有什么巨大的负面影响。换句话说学生学的很多东西是没有用的，教育最主要的事情是培养学习的兴趣，有兴趣了以后给你一个环境，要有一个很好的学习习惯，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学生提问环节：
提问学生代表1：各位专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大学的一名研究生，专业是人体生理学。刚才袁教授等几位老师提到了教育问题，在场有很多家长可能打算把自己孩子送出国，各位教授在美国有很长的一段受教育的时间，作为一个生命科学领域的研究生，我想特别问一下王教授，您认为像我们这样的研究生出国接受一个科研培训是一件很必要的事情吗？现在国内外的主要的差距在哪里？
王晓东：如果这个问题是在二三十年前问，我可以说你没有任何选择，你必须出国。在过去的几年，中国的生命科学应该是属于一个大发展的时期。随着海归、千人计划，尤其是比如说你所在的北大、还有清华、上海科学院、复旦等等各种各样的高校，很多实验室的水平和课题都有一大批是在世界前列的。但是作为一位老师，包括我也是一位家长，我还是希望在你做研究生或者做博士后的期间有一段时间应该在国外渡过。因为中国有一句话叫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科研不光是做课题、发文章、读文献，科研至少我个人理解，更重要的是一种文化活动。中国的科研虽然发展的非常快，但是文化活动，包括它的基础、它的思想、它的方式都需要长时间的建立。我们中国有很多优秀的传统文化，但是我们的传统文化里面没有科学，这个还是西学东渐之后传到我们中国的。我们还有很多的目前所遇到的这种所谓的冲突，为什么要做科学？做科学有什么用？今天上午也有一位武大的老师，讲到他自己上大学的时候修了西方的哲学史。如果说现在的中国缺少的就是这个方面，如果能到国外留学，能够沉浸到科学、科学文化里面，这方面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的。
董欣年：其实也不是说去外面学什么，国外的实验室比起中国的实验室未必就好到哪里。但是我觉得出国主要是能够接触不同的文化，另外可以和外国的科学家们建立更直接的联系，所以我觉得出国学习还是挺重要的。现在中国的留学生已非常多了，在校园里头留学生们总自己在一起，这就失去了留学的意义。我觉得既然出国了，就应该利用这个好的机会去学习当地文化。无论是来美国的，还是到欧洲的都应该利用这个机会来打入他们的社会，学习当地的文化。因为这个原因，我觉得你们应该出国留学。
袁钧瑛：中国跟美国的科研到底差距在什么地方？我很同意前面讲的，中国现在已经有一批世界一流的科学家，你要做科技研究的话，在中国也可以得到非常好的训练。但是中国科研在体量和质量上，总体来说，还是有很大的差距。这个差距会显示到什么地方呢？因为科学发展是动态的，你要能够保证今天第一，明天第一，后天还是第一的话，必须有非常强大的团队在那儿不断的创新，不断的把这个领域往前推进，这一点中国还做的远远不够。国家已经在不断地对科研增加投资，但是要成为一个科学大国，我们还有很大的差矩。我觉得现在中国科学的发展，是很可喜的，这几年有了飞跃性的发展。但是我们做的还远远不够，所以对各位同学来讲，如果有到国外学习的机会，到好的实验室、好的学校，我觉得很值得去，以后博士后再去也没有什么关系。总的来说，就是我们希望能够通过各位同学的努力，几代人的努力，能够提升中国在世界科学上的地位。
提问学生代表2：各位教授好，我是新疆的郭子轩，这次东润丘成桐奖生物奖我有参与。我之前看到过一个科学视频，生物书籍上面也有这样的介绍，就是关于细胞系污染的问题，我经过查找发现细胞系污染还不是太多，一般多的就是在做实验时候培养细菌会受到污染。所以现在就会有人说，现在有一些细胞系实验室被污染以后，有一些实验就好像没有意义了，那么我想请问各位教授，对于细胞系污染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谢谢。
袁钧瑛：细胞系污染是挺普遍的问题，以我们自己实验室的结果来说，过去我们发现了至少也有两例是原来送来的说是人的细胞其实是鼠的细胞，或是说是鼠的细胞其实是人的细胞，完全搞错了。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但是只要大家仔细的话，不是个太大的问题，这也是一个可以纠正的问题。
王晓东：有一个要更加精准的问题。我看过太多人在这方面犯错误，我做博士后的时候，当时实验室门前贴了“生物研究十诫”，模仿《圣经》的十诫，有哪些事情不能做，哪些事情应该做。第一戒：“虽然周末是你该休息的时候，但是一定要来实验室。”另外一戒，“一定不能不知道你做实验的试剂是什么”。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尤其在我们刚入行的时候，会犯一个很常见的错误，就是太信任别人。因为我们做实验的试剂很多是从别人那儿来的，如果你拿来以后就认为他给你的就是，而且是有这么多材料在标记，在储存，在复苏的过程中，人为的错误太不可避免了。所以你拿到以后，你在做实验的时候，一定要自己能够有办法查明这个东西是对的。我们做实验科学的，所有的可控的实验条件必须可控，不要偷懒，不要想当然，该是什么就是什么，心里一定要有数。如果再有一次机会，我给大家讲我科学生涯的拐点、节点，我还可以给你讲一个跟这个有关的故事。
提问学生代表3：我是来自北京大学的学生，今年是研究生，我对于养老问题比较感兴趣，所以我想请问一下刘总，我们知道泰康之家作为高端领域养老的一个首屈一指的公司，在平常做调研的时候和老人有一定的接触，他们都反映收费比较高，有很多人想去但是去不了。我想请问一下刘总，在泰康之家里面有没有针对更广大人群社区居家养老的想法和计划？谢谢。
刘挺军：不同的产品匹配不同的人，这个产品我们现在面对的大部分主要是大学教授，还有研究机关，包括国家机关的一些中层干部，企业的中层。我们虽然高端，但是没有到遥不可及，性价比非常好，随着未来的发展除了高端产品之外，我们会逐步的来研究新的产品，面对更广大群众。
提问学生代表4：各位老师下午好，我对于大脑方面有一个困惑，就是假设有一天人们能开发出一种新的药物，它可以开发大脑的功能，使得人的认知水平提高，就是类似于我们需要像开发计算机的一些能力把它移动到人身上，这种效果、这种东西是对是错或者我们怎么推广的？
王晓东：我们听着蛮尖锐的，有些是非法的，但有些功能如果我们能做到，应该有些意义。其实刚才大家一直在提，要有好奇心才能做科学家，一定要对事情有兴趣才能学得好，为什么？有没有想过这是因为我们大脑的所谓的欢愉中心、奖赏中心，如果我们的对新的信息的处理和吸收能够有一定的联系的话，那么这个吸收和处理会变的非常非常快。
一个很具体的例子，我们在做脑机接口的时候要训练很多次，才能让脑细胞知道我们机器到底告诉我们脑细胞的是什么，这个在脑机接口里面也是非常困难的，同时刺激脑里面的奖赏中心的话，他的学习能力是上百倍的提高。那么我自己就想，我们现在的这种学习方式，其实都是很初级的，我们都还是属于冷兵器时代，通过我们自己的最主要的感官靠信息学习，有时候对信息也不是特别了解。袁教授讲她的女儿学习动漫，她学习这个东西肯定是引发她自己脑子里面的欢愉中心。如果我们能够有一种办法，将来把我们不喜欢学的东西，比如马列主义哲学，把这个跟欢愉中心联合起来，学几天可能就都能记住。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开发我们人脑潜力，我个人认为还是值得做的。而且即使你不做，也会有别人去做。
袁钧瑛：类似的药已经有了，帮助人集中注意力的，我知道有些运动员被罚就是因为他们用了这个药。在临床上是治疗多动症的，但是运动员都不能用这个。
听众提问：两个问题，我是从事证券投行业务的，一个问题就是问董教授提到的转基因问题，转基因到底能不能吃，科学对于这个怎么解释？第二个问题就是计算机科学，摩尔定律，预测科学的发展速度，不知道生物学这块有没有一个预测，多少年之后就能治愈癌症或者其他疾病？
董欣年：转基因植物就是把一个基因转到另一个植物里面去。在转基因技术之前，农业上改进品种，是以杂交为主。比如说有一个品种它虽然产量非常高，但是特别容易染病。又有一个品种它产量很低，但是很抗病。过去的办法就是把这两个品种拿来杂交，通过杂交方法把抗病的基因转到高产的品种里面来。但是在做杂交的过程中，杂交体一半的基因是从高产的品种来，而另一半的基因是从抗病品种这边来。所以除了想要的抗病基因，杂交还带来了很多你不想要的基因，这些基因要经过好几代的回交才能稀释掉。转基因技术就是把你需要的基因 （如抗病基因）克隆出来转到高产的植株里面去，无需带入你不想要的其它基因。听了我的解释，你觉得哪个技术更好？肯定是后面的好。
对转基因植物的一些质疑是什么？比如说在筛选转基因植物的时候，要用抗抗菌素基因做筛选基因，这抗抗生素基因是转基因过程中用的工具，把转基因植物建好以后，这工具也留在植物里，这是造成大家有些恐慌的地方。这抗抗菌素的基因在转基因植物里面会不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影响？现在技术发展了，不再需要加这些不必要的基因。用这种新的技术 （CRISPR/Cas9）构建的作物，没有外缘基因，可以说不是转基因植物。现在大家都在关注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 农业部和环保局会不会认可这个说法。如果用这种新方法构建的作物不叫转基因植物了， 这就可以摆脱过去十几年来对转基因植物的偏见。 以后不用转基因这个词了，也就可以不需要通过很多不必要的检查。
袁钧瑛：我理解转基因在美国已经运用好多年，比如我们喝的牛奶，那些牛吃的粮食、草料都是转基因，牛的饲料是转基因的饲料，所以我们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都间接的吃了好多年的转基因食品。
董欣年：今天我早晨给大家看了美国农业部2015年转基因植物的报表。在美国，大豆、棉花，还有玉米，多数都是转基因的，已经有二十年了。有人说转基因植物是美国人的阴谋，但美国产的大豆基本上百分之百都是转基因的，所以这阴谋论是说不通的，而且中国从美国进口大量的大豆。有人说：“我不吃任何有基因的食物”，可惜的是你不可能不吃没基因的食物。所有的植物、所有的动物都有基因。刚才我们已从 107个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公开信里得知，自有转基因植物的二十年来还没有一个证明了转基因植物对人类和对动物有负面影响的例子，而转基因植物对环境和物种多样性的正面影响是非常非常巨大的。比如抗虫的转基因水稻只需一季喷一次杀虫剂，而非转基因水稻要喷8次农药，非转基因水稻如果不喷杀虫剂颗粒无收。所以你就想吧，很简单的算术，到底是哪个好？
听众提问：第二个问题就是生命科学有没有摩尔定律，预测一下发展的速度。
王晓东：生物科学有一个类似于摩尔定律的NDA测序技术，就是我们怎么解读DNA里面的信息。全世界的测序量其实是超过摩尔定律的速度在发展，我前几年听过一个说法，就是现在每年所积累的新知识超过过去五千年的总额。主要就是我们新的知识，我们对新物种DNA的解读。从这点来讲，基因测序从简单粗暴信息获取来讲，我们从生物体中获得的信息应该是超过摩尔定律。
反过来，生物体和计算机不一样的地方是，生物体太复杂了，我们到现在也不知道每年癌症为什么会发生，更不要说怎么更加有效的治疗。比如大家最近谈论很多的癌症治疗，过去几年也有人说最大的突破就是肿瘤免疫治疗，用单克隆抗体去除癌细胞上的伪装,让人体本身的免疫系统攻击癌细胞，认识到癌细胞是它的变异，不是人体的东西。那么这样好的治疗方法，在多数有效的癌症治疗里就对20%—30%的人有效。为什么是20%的人有效，到现在也没有很清晰的答案，谁要能把这个事情搞明白，让那70%、80%的人也有效，如果成立一个公司解决这个问题，五年之内肯定是万亿的公司。
所以我也跟在座的学子中学习生物的同学讲一句话，我觉得学生物尤其是最近几年，就个所谓的“Bad reputation”,现在清华、北大最好的学生都去经管学院，都去学金融，差一点的也学了计算机。那么我们学生物的，现在成了“红色专业”，就业也不行，读了以后，清华、北大的多数都转行了，去做投行、去做咨询。其实对在一线的人来讲，我们太多问题需要解决了，而且你要能解决，比你做计算机、做材料，有更多更多的商机。
我就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美国一个公司吉列得，做了一件事，就是把乙型肝炎病毒HCV的三种药连在一起用，把它治愈了。这个公司一共4000人，市值曾经达到过1400多亿美金，差不多快一万亿人民币，也就是几年时间就创造出来这么有价值的公司。最近我也知道有一个公司，也是跟我们合作的一个治淋巴瘤有关的药，这个公司也是200多人，公司成立也就不到五年，最后这个公司卖了70多亿美元，平均每个员工2700万美元。我曾经有一个想法，谁要是能把老年痴呆问题解决，这个不仅关系到公司，还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命运。因为老年痴呆解决了，也就是说药要不断的吃下去，药不能停的。而且吃药的人会在总人口比例里越占越多，如果你作为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你做不出这个药来，要吃别人、别的国家做的药，那么你想想你这个国家的财富会有多少会自愿的掏给别人？
袁钧瑛：刚刚也讲到老年痴呆的问题，我们有一个重要的发现，我们发现了与老年痴呆有关的新的细胞死亡机理和抑制这个细胞死亡机理的方法。我们发现的药已经开始做临床实验了。我们开始研究这个细胞死亡机理的时候也没想到会这么有用，但这个实际上就是生物领域研究的令人激动的一点，虽然我们要走的路还非常长。这些方面希望在座的同学们，只要你对科学感兴趣，你能体会到其中的乐趣，你才能从每天非常枯燥的实验中找到乐趣，找到别人没有想到的方向，最后你就会对世界、对人类有非常卓越的贡献，这是我们每个生物学家的希望。
董欣年：刚才说的医学方面，我今天上午说了我的实验室做的广普抗病植物也有很大的商业前景，我们现在已经做到水稻里面去了。我们研发的水稻对三种严重的疾病都有很高的抗性，同时不影响在大田里的产量。我个人希望能把这在水稻里证明过的新方法用到其它的作物里去。
袁钧瑛：转基因的科学性问题，第一是完全安全的，我们在知道和不知道的时候已经吃了很多了。这个世界发展到今天，没有转基因想把世界上的人喂饱是很困难。从产量来说，从抗病来说，不是说我们有任何选择，你可以选择吃或不吃转基因食物，我们要让这个世界没有饿肚子的人，只有这一条路。
提问学生代表5：各位老师好，我是人大附中高二的学生，我以后想学生物。我在修大学生物，我们学的是外国教材，考的试也是生物原题的。即使我们对生物感兴趣，或者对一个问题研究很深入，如果不刷题考试还是考不过。是不是到外国大学学习我们还是得刷题应付考试，还是说我们可以随心所欲的学习？
王晓东：我确实非常急迫的想回答你这个问题，学习生物我觉得最容易走入的误区就是把它当成一个文科来学，把它当成一个需要记忆、需要考试的知识。我们回头看来我们从大学、中学学的各种各样的知识，可能90%都忘掉了。但是回到我们为什么要学习这件事情，如果我们现在去学习完全没有接触过的事物，我们很快会把它学习起来、把它理解。所以学习这件事儿，千万不要把它当成要考试的事情，你自己感兴趣，去通过各种方式把东西学会了，理解了，就好了。尤其是现代社会，谁还要非得说这个东西要记住，那个东西要记住，尤其是语言描述的东西，现在有谷歌，没有谷歌还有百度，所有的知识都在指尖上。
从记忆的角度去学生物学，我觉得是生物学有一个比较差的名声可能是最大的原因，其实生物学的知识非常非常有意思，所以如果你对生物学感兴趣，还是进实验室，边做边学，边学边做。生物学和物理、化学不太一样，因为物理、化学现在要想再做出你自己的贡献，放在教科书里面，基本是很难的，不是说完全不可能。但是生物学的话，还真有可能。
我想起来一个例子，Arthur KornbergReder Comfer的儿子，大学时去实验室做实验，很简单的实验，最后发现真核细胞的DNA围绕着核小体一个结构，他大一大二的时候就发现这个了，他后来得了诺贝尔奖。有人说他不该得，也有人认为是因为大一、大二的时候没法给他，虽然他后面工作不完全值得获得诺贝尔奖，但是有点补偿他当时大一、大二做出来的贡献。所以做生物其实还有可能在研究生涯很初期的时候，就能做出很重要的东西。
袁钧瑛：你提的问题是我做的博士论文。你对这个问题不理解，有时间你可以了解一下当时为什么要做这个实验，这个实验的背景是什么，每个实验都有一个背景，背后都有个story。对我来说，这个Ced３，Ced4是让我能走进细胞死亡机理研究的第一步，当时没有人对细胞死亡机理感兴趣，更没有知道细胞死亡实际上是可以被控制的，也更没有人知道细胞死亡在肿瘤里会有这么多重要的作用，但是Bob Horvitz在研究线虫发育过程中，就发现了有受调控的细胞死亡的现象，这个现象就引发了这个研究两个关键调控细胞死亡基因的工作。如果你要是知道后面的story，就能理解当时为什么做这个实验，这个实验的发现重要在什么地方，为什么说是个重要的发现。
王晓东：最后给每位嘉宾两分钟来结束今天的论坛。
刘挺军：我们期待在生命科技的帮助之下，能给人类带来更多的健康，用更低的成本去实现。
袁钧瑛：昨天看了东润丘成桐科学奖金奖的比赛，我很羡慕大家，你们的知识已经比我们高中的知识不知道多到了什么程度，只要你们努力一定比我们做的更好，希望你们在学术道路上走得顺利，走得好。
董欣年：大家实际上起点比我们在你们这个年龄时高得多得多。所以我唯一的希望就是大家要有志向，对社会、对自然多一些关心。如果这样，你们很多人都会成功。
王晓东：我想用两分钟回忆一下今天上午那位同学提到的“空心人”的问题，为什么有30%的人跑到北大、清华，反而觉得人生非常迷茫。我当时坐在下面我就说人生太短暂了，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机会，我们有大脑可以感知，我们有眼睛可以看，我们有感官可以感受美丽世界所呈现给我们的这样一个机会，而且人生只有一次，我们还有机会能够学习科学、学习数学，能够在东润公益基金会这样一个无私给与我们学习鼓励和支持平台。人生太短暂了，我们应该为这样一个美丽的世界去添彩，用我们自己的能力，谢谢。
个人简介
刘挺军
武汉大学经济学博士,泰康保险集团副总裁兼泰康之家投资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 刘挺军博士还被民政部聘为全国养老服务业专家委员会委员，并担任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监事会监事等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