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清华大学、东润公益基金会主办的东润创新与未来教育论坛于2016年12月18日在北京举行，此次论坛的主题是“科学创新改变未来”。中国诚信信用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毛振华出席主题座谈。他表示，经济学也是哲学，在思想认识上，在观念上很大的一个窗口，引领人们未来。教育带来的最大影响就是一种方法。
另外，他讲道，80年代的科学是挑战，是好奇心。那时候对经济学而言，其实也就是对中国现状提出一点疑问，提出一些解决方案。“70年代以后的中国整个经济学领域就没有什么新的有影响力的人物。原因就在于我们的教育不行。”毛振华说，教育在中国不是一个教育家的事情，教育是政绩，教育标准化不是那么简单，不是一个论坛能解决的问题，教育要改造，改造成一个具有创新精神的教育对未来很重要。
以下为"科学创新改变未来"主题座谈文字实录
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也是一个国家发达的动力。爱迪生在科学上的创新使我们在黑夜里有光明，乔布斯在科技上的创新让我们人和人的距离越来越近，创新改变世界，科学改变未来。
陈东升：同学们、老师们，现在进入对谈的阶段。刚才都是大咖讲大问题，我们既有大问题，也有小问题。大家看到了，刚才我们演讲的沈老师，是物理学的著名教授。钱老师你们更熟了，是你们老师，也是著名的经济学家，我们多年的好朋友。吴鹰，最早小灵通在中国创业，年轻人不知道，我们都知道，当年的手机的前身，所以是著名的创业家也是投资家。毛振华先生是和我一块1992年创业，我们自称我们都是1992派，他创立了中国诚信信用管理有限公司。大家看到科学家、经济学家、创业家、企业家，今天每个都有一位代表。
今天我们讨论的课题主要还是面对青少年，面对创新和教育。我们先每人说一下研究的领域，还有对当前科技以及对未来的看法，沈老师您先讲吧。
在认知中创新
沈志勋：我就把今天早晨所讲的题目再展开一下，就是关于基础科学、基础研究和创新的关系。也就是认知和创新之间的关系，我先讲两个公司的故事，一个公司的创始人CEO。他公司的起源是什么呢？其实很简单，人养牛，牛产生牛肉。这位创始人当初有一个好奇心，他想，牛肉的颜色和味道是不是有关系？于是他就开始做这方面研究。研究过程中，他了解到了整个过程，他就想有没有可能把养牛这一步给去掉？这就是现在公司的起源。牛不用养了，直接把草变成肉。他就办了这么一家公司在推、在做。当然那就不是那么简单了，当中有很多挑战，但是他们得到了很多支持，这是一个公司的故事。
另外一个故事我想体现了认知跟创新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尤其国家现在的情况下，这一点需要强调。最近有两个非常小的公司出来说要解决无人机续航短的问题。因为电池的改进是有一定的限度的，所以现在一个工业领域要做一些检测，需要大概20分钟重新定位，那如果能够把它做到一个半小时，这两家公司在努力，一家是我的两个学生在硅谷开的，另外一个在西雅图，他们都要做这个事情。我的这个学生怎么会去做这个呢？当初非常偶然的机会，美国一家石油公司在石油里面发现了一些非常小的钻石，他就说你们看看这些小钻石有些什么是可以用的？大家都知道钻石，喜欢它，非常漂亮。我们想有没有可能把这个做成一种新型的导体？结果发现是没有办法做的，但我们发现它是一个好的电辐射材料。这就让我们联想到在冷战的时候，比如说像深度空间里面，卫星不可能用太阳能的，它的能量是怎么来的？根据这些思路，我们发明了一个高温的热电子辐射办法，两个学生后来又把它应用到无人机上。
所以同学们说创新的氛围是非常好，但是在一定意义上，对世界的了解也非常重要，你在选择领域的时候要有你的想法。这在美国，就说在认知和创新或者说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这个方面，美国在政治上完全不一样。一般来说就是民主党更强调我要创新，我要解决当前社会面临的很多急迫性的问题；共和党的观点是国家的投资应该是精准研究、长远的研究，这样会给国家带来很多长远的发展动力。短期的问题可以由企业来解决，国家解决长远的问题。
陈东升：您刚才讲创新的路径，认知和创新的关系，还有一个也是很长远的关系，钱老师，你怎么讲？
创新从教育开始
钱颖一：谢谢东升邀请我。我今天会比在别的地方讲要紧张，为什么呢？我在清华本科念的是数学，所以跟科学是靠着边的。今天，我们的数学系主任就坐在下面。我到美国读博士的时候念的是哈佛的经济学，我的博士生论文导师Eric Maskin就坐在下面。所以，我今天讲数学和经济学之外的第三个领域。这个领域就是我过去十年在清华经管学院做院长，一不留神就进入到的教育领域。教育跟创新是非常相关的，我想从这个角度说一下。
我观察全世界，在现在可能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比中国更加重视创新，而且全民的热情是非常高的。企业家的投资也好，学生的这种渴望也好，国家的战略上的定位也好，都是非常高。但是创新这个东西，创新竞争是人才竞争，人才竞争最终是教育竞争，这个链条是这么过来的。但是这么多年做院长、做老师，我就觉得特别是在中国现在的情况之下，由于各种原因不是单一的原因，包括应试教育，也包括制度，包括文化，包括习惯，使得我们对于教育的认识一直都比较窄，我们就认为教育是知识传授、知识获取，教师是知识传授，学生是知识获取。但是知识传授、知识获取是很重要的，我一直乐观判断中国学生在基本的知识这个方面在全球都是强项，但是创造力不是单一的知识的函数，有很多其他因素决定。
我一直讲一个故事，就是在我刚回清华的时候，物理系请了四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来座谈。我们学生跟他们交流，你们为什么这么成功？清华的学生想到的词都是基础好、数学好、动手能力强、勤奋、努力，全是这种词。然而，这四个人回答是一模一样的，都不是这几个词的任何一个，而是说好奇心是最重要的。所以我想，除了知识以外，好奇心特别重要。
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就来了。我有一个假设，这个设想还没有做细致的研究。知识是随着你受教育年限越来越多的，是增长的。但是好奇心在我们这个环境下，是随着你受教育越多，通常情况下，是递减的。小孩的时候好奇心特别强，但是念多了点书，就要少了点，再多念点，又少了点。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对于我们教育者来说，好奇心是非常需要保护的，需要鼓励的。老师在教知识的同时，就可能把这个好奇心扼杀了。这种扼杀，很多是无意的。学生很好奇，提出一个不同的意见或者很奇怪的想法，你就把人骂一顿，说这点都不懂、这个不对。所以这样的话，创造力是知识和好奇心两个乘积，知识越来越多了，好奇心越来越少了。这是第一个，我为什么这么多年一直强调好奇心。好奇心不是通过什么课程教出来的，它是靠一种宽松的环境、一种氛围。
第三个因素，与刚刚王晓东的讲话相关，就是价值取向。我猜的是，在他讲的故事中，可能那个老师（薛少白老师）在考验他（王晓东）。老师假装说看到了，但他其实没有看到。就是在考验他是否诚实。一样的，我经常跟学生讲的故事，是林巧稚考协和医学院的故事。她晚到了，考试就考的不那么好。为什么晚到了？是因为在去考试的路上，她碰到一个病人，是为了救这个病人，所以晚到了。结果当时协和医学院的老师，一致同意要录取她，尽管她考的不那么好。这就是价值取向，是做科学要有的价值取向。我们现在做科学是为了拿奖，为了考第几名，这是很功利的。科学的探索、科学的价值非常重要。
刚才两个人都提到了北大最近的一个调查。我也早就看到了。30%的学生认为学习没意义，40%的学生认为人生没意义。这不是知识问题，不是教育在知识方面的问题，它是一个学生人生取向、价值取向的问题。
即使我们考虑创新问题，也是从很功利的角度看，因为它对经济发展有用。即使在这样功利的问题上，我觉得仅仅是知识传授是不够的，好奇心也是必要条件，价值取向也是一个必要条件。这就是我这么多年做院长和老师的一点感悟，给大家分享。
陈东升：教育学家的角度讲的很好。吴鹰，你从哪个角度，从创新的企业和你自己的实践？
吴鹰：我从企业家角度讲吧，我觉得今天东润公益基金会举办的“创新与未来教育论坛”的名字起的非常好，创新与未来连在一起，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从后头往前追，我自己的体会，在中国创业的企业家，有那么多大公司在前面跟别人做一模一样的事情，不创新业没有机会，必须得做才有机会。
从国家来讲也是一样，我们是发展中国家，不去创新往前走的话，永远跟不上。你跟人做一模一样的事情，资金、品牌拼不过人家，所以你要想超越的话一定是走一条创新的、前人没走过的路才有可能。
我记得十三四年前，中国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定了一个目标，2020年让中国成为创新型的国家。什么样的国家是创新型的国家？咱们国家这么大力的支持创新，中国这些年的巨大的变化，其实也是创新，包括各种引进创新，原创创新等等这些创新。所以我觉得科学创新还得借今天论坛这个宝地有这个机会做做鼓励学生学习科学技术，中学生启发教育，这本身就是一个创新的基础。科技科技，科学在前，技术在后，没有科学的基础，就没有技术的进步，科技是不可能有发展的。
第二点我要讲未来的教育，比如刚结束的这届美国大选，特朗普当选有很多问题可以研究，很多经验。特朗普将来能不能把美国很多问题解决是一个问题，这次选举美国的政治精英、经济精英、教育精英，还有明星、企业、科技界的硅谷的精英这次是几乎全军覆没，主要原因是他们没有看到美国一半以上诉求。
我在去年10月份的时候组织一个中国企业家到MIT麻省理工学院学习一个礼拜。当时有一个调查，我觉得很有意思，美国过去的20年中产阶级收入会是下降的，这个问题其实是美国的问题，对50%以上的美国人之诉求的响应失败。其实你看中国，像我们今天这个未来教育论坛是非常有意义的，为什么呢？中国如果不去面对教育本身的问题，不去想办法解决，像清华、北大……不解决教育问题的话，中国会碰到跟美国一模一样的问题。十年，有可能五年就碰到，其实问题现在已经产生了，比如说我们企业去找区块链的开发研究人员，企业出三四万块钱一个月月薪想去请高级的研发人员，全世界那么多人，就找不到。以前还有一定水准的技术教育，技术工人三四千块钱一个月，在北、上、广、深这种地方很难生存的，没法做。现在的教育体制是二次工业革命以后，为大量工业革命提供需要的人才。全世界几乎都是，发达国家，或者发展中国家都按照这个模式在做。现在的科技发展这么快，人才的需求发展这么快，对人才的教育，如果不改会有很大问题。为什么要提这个问题？我觉得要改革两个方面，一个是教育者本身，另一个是社会体制，包括国家层面的、学校层面的、还有学生自己要想想，对人类社会有进步的推动，从哪方面去改变，增加自己的哪方面的知识，我觉得非常重要。
陈东升：我也觉得关于教育改革，像谷歌发明了搜索引擎，很多知识都可以获得，我理解这样的看法，我觉得东润丘成桐科学奖就是对传统的教育体系的对冲补充。此前几个同学来分享自己获奖的感言，自己兴趣，自己做的事，有多种方式。东润丘成桐奖就是以创新的方式来改善或者对冲教育体制，所以我们今天论坛也是这样的。
毛振华：今天我们讨论未来的教育问题，肯定不止讨论未来应该学习什么内容。因为若干年以后教育内容可能还会有缺陷和不足，所以我们一定是讨论整个教育体系、教育方法和教育思想。我受教育主要是在上世纪80年代，我经常给学生讲述那个年代的教育状况，我觉得那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科学和教育发展的速度前所未有。那个时代的科学是什么呢？科学就是不断地挑战，每个人都充满了好奇。对我们这些学经济的学生而言，就是不停对中国的经济社会现状提出疑问和一些解决方案。
就经济学教育和研究而言，我觉得很大一个问题是，现在整个经济学研究领域没有什么新的有影响力的人物。我们所知道的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基本上在十年前、甚至二十年前涌现。上世纪70年代出生的这代人，现在还没有有影响力的著作和突出的贡献，他们还没到出成果的时候，这是很大的问题。这就在于我们的教育，我们的大学教育是有问题的。
我觉得我们必须思考这样的问题，如何才能有真正的教育精神。我们要有未来的创新，就要改造我们的教育，改造出一个真正具有创新精神的教育体系。创新对中国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我们在开放中探索和学习西方后，我们如何走中国的创新之路，这是我们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成功的路径
陈东升：刚才讲到大宏观的，其实我觉得晓东刚才演讲就具体讲了自己的故事，其实肯定每个人在今天的中国都是响当当的，最著名的有影响的人物。我想每个人在自己成长道路中都有故事，王晓东院士讲，就是因为看螺旋体，对科学有自信，被老师发现了。像我高中的时候，《马克思传》这本书影响我很深。我想请几位成功人士讲讲你们的，你在成长道路上对你影响最大，或者读哪本书、某一个老师、某一个事件改变你的一生，在成长道路上最刻苦铭心的，最影响你的人生的故事。比如毛振华15岁考上大学，我们那时候叫神童。
毛振华：从上大学到现在，我觉得对我影响最大的课程，其实并不是经济学的课程。经济学也属于哲学的范畴，而哲学是打开人思想认识和观念的一个巨大窗口。我在上大学读那些哲学著作之前，根本不知道人类社会还有那么多伟大的思想，有那么深刻的分析。捧着这些著作我就激动不已，因为我很渴望知道这些知识。这些哲学著作和思想，引领了人们未来的行为，包括社会组织最重要的事情。我面试学生的时候就经常会问，你看过什么文字？读过什么哲学著作？我不仅对学哲学的学生这么要求，对学经济学的学生也是这么要求的。
我觉得对我来说，教育毫无疑问是影响最大的事。这里我想讲一个故事。我做博士论文的时候，我的导师对我的博士论文很有意见。我写的什么呢？我提出了“把建立资本化企业制度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导师对此并不认同，他说这个观点是错误的，但我还是很坚持。后来我还是跟他谈，我这个观点应该是这样的，导师也同意了，同意之后答辩也通过了。我出版的时候，我找导师写序言，导师说毛振华的论文能自圆其说，所以我最后同意他答辩，也支持他的论文出版。
吴鹰：我大学毕业以后在学校当了三年老师，做科研。1985年去美国留学，我们留学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好的机构叫贝尔实验室，念了两年书以后我去了贝尔实验室。上班第一天也是固定的流程：参观。那当时大概是1987年，贝尔实验室有七个诺贝尔奖获得者，这个而当时在中国还一个都没有，但我这只是井底之蛙，后来还看到很多机构有几十个诺贝尔奖获得者，这样一个实验室能有这么多，……但在当时我就很震撼。当时美国的计算的机博士大概有170、到180个，其中150个在贝尔实验室。我做的课程叫《多媒体研究》。，30年前了，我们一个实验室的头儿，也是一个博士，他就讲到通讯应该是多媒体，不光是语音，图像、视频都应放在一起。后来有一天他问我，你的梦想是什么，我犹豫了两秒钟，就说想在中国创造像贝尔实验室这样的公司，这件事对我影响很大。
钱颖一：我人生拐点比较多，各种各样故事比较多，想到一个跟大家分享，跟在座同学比较相关。
我有过几次在清华经管学院本科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流传很广。其中有一篇，可能是流传最广的，就是我2012年8月在清华经管学院本科开学典礼上的讲话，题目叫做《“无用”知识的有用性》。昨天我们的校友回来时，还都在讲这篇。我就讲一讲这篇背后的故事。
2012年8月，我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去看望我的导师Eric Maskin教授。他当时正要从普林斯顿搬回到哈佛。他原来在哈佛任教，后来到普林斯顿一段时间——12年（2000年—2012年），之后又回到哈佛。他当时在普林斯顿住的房子是爱因斯坦曾经住过的房子。我专门到这个房子里面去看他。（我第一次去高等研究园是1981年，当时丘成桐先生在那儿。我当时去看我的一个大学同班同学，是他的学生。）普利斯顿高等研究院有一条著名的小路。当时我们走在路上聊天。我从我的导师那儿学到很多东西，不光是经济学、数学，还包括做学问的道理。当时我说，我知道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的第一任院长，叫弗莱克斯纳( Abraham Flexner )，有一篇文章，一九二几年写的，标题是《The Usefulness of Useless Knowledge》，中文翻译就是《无用知识的有用性》，但在国内没有太多人看过这篇文章。我就跟Eric Maskin教授就交流，他说这个说得非常对，他说高等研究院一共就二十几位终身教授，非常小（的学院）。那么整个高等研究院，学科覆盖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到哲学，他说我们做的东西都不一样，但是我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我们做的全都是“无用”的研究。这个给我很大启发。我就在回北京的飞机上写了这一篇，现在流传很广的这篇开学讲话，就是《“无用”知识的有用性》。
它为什么流传很广？就是因为我觉得，中国教育中有很大的问题，包括创新在内，就是太急功近利了。这种急功近利到了什么程度，后来我用个词，叫“短期功利主义”。功利主义分短期和长期。长期功利主义看长远、看未来，短期的功利主义就看现在。这种短期功利主义现在已经是非常极端。比如说，在我们学院的学生经常提意见，为什么一年级不教会计，这样二年级找实习就容易。当然他们有竞争压力，因为北大一年级都教会计，我们不教就落后了。学任何课，选任何课，或者做任何科研的东西都一定要立竿见影。所谓立竿见影，就是插这个杆，太阳一照，影子就看见了。我们都希望这样的、这种的学习和创新，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没有希望。所以我特别去讲，我把“无用”打引号了，因为它长期是有用的。
所以我在那篇开学典礼讲话中，举了三个例子，第一个就是弗莱克斯纳( Abraham Flexner )原文里面的例子，讲的是麦克斯韦的电磁理论，对无线电发明非常重要。他发明这个公式时根本没有想过将来可以用来发明无线电。
第二个例子举了Eric Maskin教授的例子，经济学的例子。他刚才讲的是机制设计。他刚才讲到频谱拍卖非常有用，但是他做这个研究的时候，完全没有想到有没有用。有意思的是，他的得奖论文，是1977年的一篇论文，长期都没有在杂志上发表，但是被认为是开创性的。过了二十年，有人说你这篇文章太有名了，我们给你发表。这是第二个故事。
第三个故事，我讲乔布斯，工程、创新。他说他大学念了一个学期，不念了，学了一门课叫做美术字，这个课纯粹是好玩。结果十年后，设计Mac字体的时候用到了，在下面还加上讽刺微软的一句话：如果我当时没有学美术字，世界上就没有这种字体了。
这些是小故事，但是这里面有大道理。这个大道理，就是在我们讨论创新、我们讨论创造力的时候，仍然有想立竿见影、急功近利的心理，教育也是这样。所以这个我们要认真的研究。
另外一个含义，我今天讲我的导师的故事，也是想说明这个在教育中的重要性，不仅是课堂上教，而是通过言传身教。他今天坐在这儿，我是他的学生，他教我很多，我们之间对话的让我收获更深层次的思想。这些对话，我觉得可能比学经济学、物理学、数学等课程都有用。
陈东升：同学们听清楚了，想像他们这样坐在台上永久的光荣需要一辈子的坚持，这是最重要的道理。
沈志勋：我接着钱老师的话题也讲一讲“慢慢来”。有时在人生当中一时的慢会给你带来终身的快。我想在我的人生当中，有三个人对我影响是最重要的，一个是我中学的物理老师，一个是我的父亲，还有一个是我的博士生导师，因为时间有限，我会顺着钱老师的话题就讲后面两位。
我是1979年进入大学的，1978年的时候我已经考上大学，那就算是一个小班生，在那个时候我想能上大学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我父亲跟我说，你在家里再待一年，于是我就放弃了这个机会，第二年重新再考。我觉得我后来去读书的时候是以一个更加成熟的心态去的。第二次是我博士毕业的时候，还没有完全毕业，就有两个大学来跟我说我们聘请你来做教授。那个时候刚刚毕业，马上可以做教授觉得很好,因为在物理专业一般要先做博后。同样我的导师，他比较有经验，他说你不用这么急，根据你现在已经达到的潜质，你可以走的更远，慢慢来。所以我就听他的读了博后，虽然那个时候慢了。结果我做助理教授三年以后，就拿到终身教授。一般在美国拿到终身教授要七年，虽然我晚了两年，但是五年也拿到了。
所以我也如法炮制教给我的学生。我带了80个学生，有50个做教授，其中有两个也是这种情况，在他们没有拿到博士学位的时候，已经有普林斯顿和康奈尔大学2所大学跟他们说可以聘为教授。我那时候跟他们说，你可以接受，但一定要一年以后去任职。他们如果真正非常需要你的话，他们会觉得你做的决定是正确的。他们也都等了两年，很快拿到了教授，跟我做教授也是用了差不多的时间。有时候慢慢来，可能对长久发展会更重要、更好。所以这是我可以给大家分享的。
我也想再说一句，实际上我觉得我的老师，给我的最大的帮助，并不是说他帮我解决了这个方程，告诉我怎么念书，实际上他是告诉我一些做事情的道理，这个只有在对话当中才能最受益。
陈东升：要长期坚持，还有名师出高徒，所以一定要拜好老师，我相信今天的学生来年都是您的博士，你们的博士。
学生提问环节：
提问学生代表1：谢谢各位老师，我来自北京大学医学研究院。想问钱教授一个问题，因为你提到价值和取向关系的问题，我们做的主要目的想要推行医学方面的人文教育，想问您对于价值和取向在教育中的作用这方面有什么好的意见吗？
钱颖一：你是医学院的，我讲林巧稚的故事，你可能就知道。那是一个很重要的故事，我觉得非常有教育意义。刚才王晓东给我们讲的，也是非常好的故事。价值有很多方面，我们很容易把它抽象化，有的时候讲得很高。其实做科学，首先就是科学态度，为什么王晓东那个教授能看上他？那就是他的这种态度（attitude）、心态（mind-set）、取向、价值取向，这些都非常重要。我们学院有一门课程《批判性思维与道德推理》，那个是直接讨论一些道德的两难问题，我想医学上有很多伦理道德问题要讨论。我觉得价值体现在各个方面，包括你课题的选择，你对论文发表的态度。我记得我以前问Eric Maskin教授，你的这篇文章那么好，为什么不发表？他说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别人重视你的工作，影响别人的研究。
你要把科学的价值放在什么地方？追求真理，探索世界，这是非常重要的，本身就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当然功利性的目的也可以引发创新。医学治病救人，有它直接的用处，可以是眼前的，也可以是中期的，也可以是长远的。
不过，我觉得价值层面有很多超越这种功利的意义。所以我在两个星期前，在我中国经济学奖获奖的时候，我就讲到科学探索动机的三个层次，也有不少传播。一个是短期功利主义，发论文，这也很好，不是不好，但是它没有办法有很大的创造性。第二个长期功利主义，看得长远一点，但仍然也是功利的。第三个层次是为了探索世界本身，这第三层次不是我说的，是爱因斯坦说的，爱因斯坦在为普朗克60周岁生日举行的会议上专门讲到，科学界中有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探索动机，而普朗克是为了探索世界奥秘追求真理的一类。
提问学生代表2：我是这次的参赛学生，来自广东。刚才老师提到了请到的五位诺贝尔获奖者提到自己成功源于好奇心，请台上五位老师用一个词总结一下自己成功的原因。
钱颖一：我先把成功放在一边。我们五个人坐在这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每个人有他的长向，他的弱点。我有一点，其实跟好奇心相关，就是我非常好问。我非常喜欢问各种各样的问题，刚才我坐在我的导师旁边，又在问他问题。我觉得是我一直都是具有这样一个特点，喜欢去问为什么。驱动我的一个动力就是好问。
陈东升：做人生长跑手，别做短跑手。
吴鹰：坚持。
毛振华：有准备。
沈志勋：一直坚持。
提问学生代表3：我是这次参赛的选手，非常感谢有这个机会，很抱歉耽误大家时间，但是就是一直有一个问题很困扰我，其实像大家第一个人生的问题，就是说大家都提到了“空心者”，其实我发现我有这个倾向，就是怎么说呢？其实多少学生就是在我们这个年纪，他说的“空心者”其实不是不想活了，不知道怎么活，就是说换句话说不知道一辈子要干什么。鲁迅一开始出来他不知道要成为什么人，就是类似这种人生迈出很关键的一步，不知道自己一辈子有什么，应该算是自己脑子里的使命，当你知道自己一辈子该干什么，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青少年、大学生都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我想对于这个问题，刚才各位大师也讲自己的人生经历，但是对于这一点我还不是特别理解，就是能不能针对于您是怎么迈出这一步，怎么知道自己这一辈子到底能干什么，干什么最适合自己，或者说觉得你这一辈子使命是如何成功的？
陈东升：我是50年代后期出生，我经常说我是毛主席的好孩子，那个时候的教育对国家还是非常重要的；我是邓小平的好学生，当时改革开放我上了大学，接受了更好的教育；我又是江泽民的好战士，什么意思呢？那时我下海创业了。我们小时候的价值观要么是学杨振宁成为教授，要么学雷锋成为英雄。我希望当教授，压根儿没想到自己会成为企业家。所以要追逐成功，追逐优秀，专业没有太大问题。当然学经济跟经商关系大一点，学工程的跟企业家没关系，跟着专业走还是很重要，但不要想那么多。另外还要抓住历史机遇。为什么做了企业？我当时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做副主编，1988年，我刚30出头，把美国500家企业评价拿到中国来，这件事改变了我的人生。从来没有想经商，到后来经商就是因为这件事，这件事是源于发现了一个现象，世界经济、国家的强弱和他拥有的大企业多少完全成正比。在我们这个年代，大家都知道，科学救国、实业救国、还有教育救国，你要想成为世界强国，一定要有一批优秀的跨国企业。我1988年评中国企业家，我记得大概数，1988年世界五百强里面日本企业有110家，德国企业有59家，法国企业大概53家还是56家，英国企业52家。再看去年，世界五百强美国企业从160家下降到110家了，中国企业从30年前一家没有到现在100家。日本企业从110家现在只有60家，德国、法国、英国大概都是34家、32家、33家，还是这个数字排，就是中国进来拿走了100家，挤走了他们。所以我有一个梦想，我说我要创一个世界500强企业，大概明年泰康肯定进入世界五百强。
沈志勋：我想补充一下，我们斯坦福学生中也有很多人不知道将来要做什么，实际上在人生成长过程当中有很多路可以走，你在读大学、读研究生，就是一个成熟的过程。但是有一点，你必须要有志向来改变世界。我们最近在斯坦福搞了一个学院，想模仿英国牛津的罗德学者项目。我们就分析它成功和不成功的地方，他挑选了像肯尼迪这类性格比较外向的，是非常成功的，但却不会出现盖茨这种性格内向的人物。但是如果你仔细分析这些的话，你会发现他们虽然个性非常不一样，但是有着共同的特点，他们年轻的时候是非常志向远大的。这是非常重要的。当你相信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要有一个勇往直前的勇气，这些对你以后的人生非常有意义。
钱颖一：你的提问，我觉得特别好。好在哪儿？就是你具有批判性思维，敢于对北大教授提出的一个问题提出你的质疑，而这个质疑同时也不是没有道理的。我来给你提供一个证据，你刚才说了，你说的是“空心人”好像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问题，其实哪一代人都有这个问题。我给你一个证据。我念大学的时候，全国最有名的一篇文章《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所有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念大学的人，都知道这篇文章，发在《中国青年报》上，全国都知道所以，并非只是这一代人特有的问题。你可以沿着这条思路继续的挑战下去，质疑下去。第二，你要用批评性思维，不是乱在那儿批评，而是要找出证据。你是人大附中高二的，欢迎你明年报考清华经管学院。
吴鹰：你这个问题问的太好了，代表很多人想法，我跟沈教授讲的有点像，这个问题“我是谁？”，很多人一直在思考的很简单，可能三四十岁以后才能解决。你比很多人幸运，上人大附中这么好的学校，说明你的脑子很聪明。有很多老天让你做的事，但是要做什么，慢慢去发现，你得跟着你的感觉走，让你周围的人生活的更好，或者让你奶奶更健康和开心，你就很可能走出一条路来。
毛振华：我觉得我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上大学是非常有价值的，也是非常幸运的。通过上大学，我不仅改变了我和我家庭的命运，而且也可以为国家做点事情，我们这一代人是有这样的家国情怀的。现在的年轻人，大家觉得中国发展得很好了，家庭不用你改变什么了，对国家和社会也很难改变什么。我很理解这样的想法，这样的问题也是一个哲学层面的问题。
陈东升：问一个问题有不同的观点，再多问一下老师们可能还吵起来了，你今天是最成功的提问者。我们今天没有时间了，因为是首届论坛，这一次到这儿，明年我们在这儿再见，谢谢大家，谢谢各位嘉宾。
个人简介
毛振华
中国诚信信用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公司创始人。毛振华先生毕业于武汉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后。毛振华先生为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常务理事、中国企业家论坛理事、董辅礽经济科学发展基金会理事长，担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并受聘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和西南财经大学兼职教授。